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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星座是按阳历算

时间:2024-04-20 13:58:26 浏览量:44822

    星盘分析解读

    为什么星座是按阳历算?

    十二星座和阳历都是外来品。星座是从阳历某月某日开始到下一个月某月某日一个星座,一年共十二个星座。

    十二生肖是中国古人发明的。按农历和阴历的年、月、日、吋都存在十二生肖。正是人们所说的农历和阴历合用。

    中国人何时开始信星座的?

    (汉魏,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彩锦护膊)

    “中国人何时开始信星座的?”

    讨论这个话题之前,需要厘清一些概念。

    现在有些人,其中可能青年人居多,相信“星座”之说。与此相关的解释,大多来自国外,时间也没很长,多说也就二三十年?

    关于“星座”之说,主流的叫法是“占星术”,或者“星占术”,国外也有专用的名词,比如英语,是“astrology”。对“占星术”,一般的定义是——“通过观测天象来预卜人间事务的一种方术。

    (马王堆西汉墓出土《天文气象杂占》)

    一,“占星术”,曾在国外很流行,但“起步”并不早。

    国外的“占星术”,被认为大约公元前3世纪,起源于美素不达米亚一带。

    随后,在古希腊、古罗马时代十分盛行。

    中世纪传入中亚和印度,后流行于整个西方。

    17世纪以后衰落,但至今依然存在,且有一定“市场”。

    国外这种“占星术”,曾在中世纪欧洲,被不少国王所迷恋。他们把“占星术家”奉为高参,请他们根据星象占ト作为重大决策的根据。

    后来,国外的“占星术”,推及到对广泛的个人命运进行占卜。

    (敦煌卷子紫微垣)

    大约南北朝时期,国外的“占星术”由印度传入中国,与中国以“星命术”为特点的“占星术”产生了融合,但仍以中国原有的“占星术”为主干。

    融合之后的特点,是主张人之命运与降生时的星宿位置及运行情况有关,因此,以人出生的年、月、日、时,配以天干地支为八字,推测人的命运。

    唐宋时期“四柱命学”的命运占ト术,是这种融合后的“占星术”的典型表现。

    (陶寺遗址观象台)

    二,中国古代的“占星术”与天文学共生,产生的很早。

    学者们认为,中国的天文学与“占星术”密不可分。当观象授时与王权基础相联系的时候,朴素的“占星术”就诞生了。

    就是说,在新石器时代,至少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陶寺时期,中国已经形成了朴素的“占星术”。

    距今3300年前后的殷商时期,甲骨卜辞证明,商王关心的不仅是星象变化对气候和作物的影响,更关心的似乎是所预示的凶吉。

    西周利簋铭文,记载武王征商以岁星当位作为吉兆。这是把“星占术”与军事战略决策相联系的确证。

    (西周利簋及铭文)

    《汉书.天文志》曰——

    “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,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,积数七百八十三星,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。其伏见蚤晚,邪正存亡,虚实阔陿(xia),及五星所行,合散犯守,陵历鬭(dou)食,彗孛飞流,日月薄食,晕适背穴,抱珥虹蜺,迅雷风祆(xian),怪云变气,此皆阴阳之精,其本在地,而上发于天者也。政失于此,则变见于彼,犹景之象形,响之应声。是以明君睹之而寤,饬身正事,思其咎谢,则祸除而福至,自然之符也。”

    这是说,天象的变化,无不与地上的事情相关联。

    司马迁《史记.天官书》,将地上的皇宫与天上的紫微宫联系在一起。还详细讲解了作为天神的天帝,旁边有三公、王子、正妃、后官、藩臣等等,与人世间皇帝及其宰辅、大臣、正妃、后宫等等一一对应。

    (唐代星占图)

    中国早期的天文家,应该同时即为“占星术家”。

    《史记.天官书》曰——

    “昔之传天数者:高辛之前,重、黎;于唐、虞,羲、和;有夏,昆吾;殷商,巫咸;周室,史佚、萇弘;于宋,子韦;郑则裨竈(zao);在齐,甘公;楚,唐昧;赵,尹皋;魏,石申夫。”

    (汉石画北斗)

    三,“分野”学说,是中国古代“占星学”的基石。

    所谓“分野”学说,是将地上的州国与天上的星空区域具体匹配,通过星象变化占ト人间的吉凶的理论。

    中国“星占学”体系,是以“分野”学说为基石的。

    中国古代的“星占术家”们,各自建立了多种分野体系。但从根本上说,其所依据的,均来源于同一种最原始的恒星建时方法——即以北斗作为一种中介星象,由此规划并解读圆天的天象。

    《史记.天官书》曰——

    “北斗七星,所谓‘璇、玑、玉衡以齐七政’。杓携龙角,衡殷南斗,魁枕参首。用昏建者杓;杓,自华以西南。夜半建者衡;衡,殷中州河、汾之间。平旦建者魁;魁,海岱以东北也。”

    北斗的魁四星主建“海岱地区”,这种说法,与新石器时代山东及至浙江地区的古代文化所普遍流行的“斗魁”形象相吻合。这表明,此种“分野”,体现了公元前第三千纪的原始“分野”观。就是说,至迟在那个时期,“分野”思想已在中国产生。

    西周墙盘铭文载:“青幽高祖,在微灵处。”“青幽”指史墙,其高祖为殷王帝乙。这是说,这位高祖死后升天,住在属于自己的分星“微灵处”。显然,商代已建立分野体系。

    《史记.天官书》关于北斗的记述,应该来自《书.尧典》。《尧典》尽管成书当于春秋,但其记载的天文星象及相应观念,不仅包含了殷人的成就,还很可能包括更早的认知。

    (西汉瓦拓,二十八宿)

    《左传.昭公元年》所载高辛氏二子的故事,属于由北斗建时而形成的识星系统的另一种恒星分野形式。

    《左传》称,天帝迁高辛氏的长子阏伯于商丘,主辰,商人是因,故辰为商星;又迁次子实沈于大夏,主参,唐人是因。二子分居商丘和大夏,各自主祀大火与参星,二星于是成为商人和晋人的主祀之星。

    有学者认为,这种观念,反映了二十八宿分野体系的起源。

    (汉石刻风雨雷电)

    而北斗与二十八宿兼而使用,便可形成新的分野形式。

    《史记.天官书》曰——

    “二十八舍主十ニ州,斗秉兼之,所从来久矣。秦之疆也,候在太白,占于狼、弧。吴、越之疆,候在荧惑,占于鸟衡。燕、齐之疆,候在辰星,占于虚、危。宋、郑之疆,候在岁星,占于房、心。晋之疆,亦候在辰星,占于参、罚。”

    (曾侯乙墓出土漆箱二十八宿画)

    这一体系,更为完整,但也不能说不古老。

    说“完整”,是指这一体系,除“秦分狼、弧”之外的四方之星,恰好可作为赤道周天四个象限宫的中心星宿。此种北斗建星方法,补充了拱极星与南宫星宿,比司马迁《天官书》中所传承“杓携龙角,……”体系对天象的描述更为完整。

    插上一句,司马迁幼从名师,是当时的天文学大家。

    说这一体系“不能说不古老”,是出土的公元前五世纪战国初年曾侯乙漆箱上的“二十八宿星图”,清晰地描述了这一体系。就是说,这种“分野”,至少于东周就已形成了。

    “二十八宿”,建立了天周坐标,由此基础上确立的分野体系,似最为适宜。

    (曾侯乙墓出土漆箱二十八宿画)

    但是,到了《淮南子.天文训》,又有了新说法。其曰——

    “角、亢,郑;氐、房、心,宋;尾、箕,燕;斗、牵牛,越;须女,吴;虚、危,齐;营室、东壁,卫;奎、娄,鲁;胃、昴、毕,魏;觜嶲、参,赵;东井、舆鬼,秦;柳、七星、张,周;翼、轸,楚。”

    这种“分野”,所出既晚,而且混乱。

    汉代,拼凑和附会已渐成风气。

    二十八宿,作为天象坐标,其用途之一是用来记录岁星的行次。为此,古人又创建了“十二次”体系。有人将二十八宿、十二次与相应的州国对应,看似是一种新的“分野”,实际上并无新意。于是,也就不再赘述。

    大致的情况是这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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